前言 2025年3月17日，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自2025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此次修订系《条例》自2020年9月1日生效以来的首次重大调整，条文由29条增至37条，对大型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与中小企业之间交易中涉及的付款期限、逾期付款责任、背靠背支付条款及非现金支付方式等事项予以细化，旨在强化对中小企业权益的行政保护。
    立法初衷虽在保护中小企业，然其核心条款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之设定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在裁判案件时，是否可以直接援引《条例》内容，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裁判依据。

一、《条例》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 
    《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，机关、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、工程、服务，付款期最长不超过货物、工程、服务交付之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。 
    《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，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、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，应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、合理约定，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、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，不得利用商业汇票、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。 
    《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，除依法设立的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，工程建设中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其他保证金。 
    《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，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，应当支付逾期利息。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，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；未作约定的，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。 
    除了上述规定外，还包括不得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，不得约定以收到第三方款项作为对中小企业的支付条件等。

二、排除《条例》适用的常规方式

（一）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适用 
    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。在款项支付纠纷中，若合同订立、履行等核心法律事实发生于《条例》生效之前，则交易双方在进行交易时，其决策依据、风险评估、权利义务约定等均建立在当时有效的法律体系之上，权利义务也应依行为时有效之法律规范确定。 

    《条例》实施日期为2020年9月1日，因此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时间在2020年9月1日之前，则应按照约定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。

（二）中小企业未履行身份告知义务 

    《条例》第三条为中小企业设定了缔约时的强制告知义务：其须在合同订立前主动向交易相对人表明自身“中小企业”身份。 

    如果中小企业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告知其属于中小企业，则其不享有《条例》中保护中小企业权利的响应条款。 

    实践中，中小企业或因疏忽、误判甚至刻意规避，未履行或未妥善履行该告知义务。经检索司法实践案例发现，法院对此已形成统一裁判尺度 “告知缺失即阻断《条例》之适用”。典型案例如（2022）沪0115民初20616号、（2023）晋民再121号，均以“未能证明已告知”为由，驳回原告援引第十七条计收日万分之五逾期利息的请求，体现出“告知—适用”链条的刚性要求。

三、《条例》不得作为裁判直接依据之法理基础 

    《民法典》作为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，对民事权利义务的确定方式有明确规定。其第十条明确规定：“处理民事纠纷，应当依照法律；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可以适用习惯，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”此处的“法律”显然是狭义法律，是指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文件，而非广义法律。该项原则除了《民法典》有明文规定外，在之前的《民法总则》也有明确规定。 

    《条例》属于行政法规，并非狭义法律，从《民法典》的角度已经排除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依据的可能性。 

    在民商事审判中，行政法规仅可作为法官确定合同约定效力的依据，而不能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依据。